10月27日9點多，西南大學徐松巖教授在微博上爆料，自己上課被一名學生信息員旁聽和“舉報”了。

“昨晚給本科生上課，第三節課下課后，有自稱是‘信息員’的同學，未經本人允許偷聽了課程，并通知我準備匯報。”

目前，這條微博已經消失不見，有關事情的原委也沒有更多消息。

在之前的文章中，我們討論過普通教師講課被學生舉報的應對方法，具體可以參見，“”；“”。

不過，之前討論的只是，聽講學生中偶然性的、沖動化的舉報，遠遠不同于學生信息員這種經常性的、職業化的舉報。

在本篇文章中，我們首先談談高校中的學生信息員是怎么回事，其次猜測一下徐教授可能遭遇到了什么，最后提醒高校教師如何應對這類事件，盡量避免在職業生涯中遭遇如此劫難。

01

高校學生信息員是什么物種？

在之前的時代，學生信息員是公開的、常設的崗位，甚至由學習委員兼任，主要負責搜集各種信息，包括教學運行情況、班級班風學風、學生日常生活、學生思想動態等。

這些信息每周或每兩周匯總上交，讓學院和學校有關部門可以更直接了解到一手的實際情況，用以評估施行的各種文件政策，掌握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的動態，及時干預學生中出現的各種思想波動，特別是被詐騙、被失戀和抑郁自殺傾向等。

通過學生信息員的半秘密潛伏和積極工作，至少實現了各種信息的及時上傳，使學院和學校有關部門不致于兩眼一抹黑，出了事還不知道根源在哪。

畢竟一對一的師生談心不僅耗時耗力，還了解不到學生的真實情況，而設置學生信息員則可以事半功倍，因為他們與其他學生是24小時待在一起。

一般來說，學生信息員是歸學院和學工口雙重管理，旁涉到教務處、保衛處和宣傳部等職能部門。

如果需要搜集更為隱秘的信息，特別是學生思想動態，則可以直接隸屬于學工口。這類信息員的名單可能連學院領導都不知道，更別說普通教師了。

隨著自媒體時代的到來，每個學生一部手機，隨時隨地可以發朋友圈、發微博、發QQ說說、發知乎、發公眾號，學校里的任何小事一旦被爆出去，都可能沖上熱搜一兩個小時，搞得天下皆知。

在這個時候，學校有關部門顯然試圖實時掌握這些思想動態，包括學生在自媒體上發布的各種信息，以便及時處置，內部消化，以免外溢到社會上形成輿情壓力，或傳達到更高級別部門形成政治壓力。

否則，前者可以讓學校領導丟面子，后者可以讓學校領導丟帽子，都不可不慎。

新技術的普及改變了學生信息員的工作性質，從輔助的信息收集變成了初步的思想審查，特別是對教師講課和學生生活的思想審查，將被認為是可能的不穩定因素統統上報，以供學校有關部門及時甄別、調查和干預處理。

到了這個時候，學生信息員就變成了一個教師和學生都鄙夷且避之而不及的貶義詞。這個崗位也從之前公開的、常設的崗位，變成了隱秘的、諱莫如深的崗位。

02

徐松巖教授可能遭遇了什么？

據官網介紹，徐松巖教授是南開大學歷史學博士，現任西南大學古典文明研究所所長、歷史文化學院教授、古典學博士生導師、世界史一級學科碩士學位點負責人和《古典學評論》主編。

他的主要研究領域包括西方古典文明、外國史學理論和史學史，譯注有古希臘三大史學名著：希羅多德《歷史》、修昔底德《伯羅奔尼撒戰爭史》和色諾芬《希臘史》等。

按理說，徐教授的研究領域純屬古代外國歷史，甚至是2500年以前的、早已滅亡兩千多年的域外舊事，跟當前的什么什么都掛不上鉤，也很難想象會觸碰到現在的什么紅線。

仔細讀讀微博中的簡短描述，就可以看出，徐教授對這個信息員的行為非常憤慨，以至于一定要把他或她在微博上匿名示眾。

“昨晚給本科生上課，第三節課下課后，有自稱是‘信息員’的同學，未經本人允許偷聽了課程，并通知我準備匯報。”

徐教授憤慨的是，這個信息員未經允許來“偷聽了課程”，下課后發來信息，不僅敢于自報家門，還“通知我準備匯報”。

其實，在這簡短的信息背后，有三個值得注意的要點。

第一，既然是“偷聽”課程，就說明，這個信息員不是這門課的選課學生，而是奉命特意跑來旁聽的，還可能一口氣旁聽了三節課。

至于為何奉命旁聽，又奉誰的命令，徐教授不知道，吃瓜群眾也不知道，這才是最可怕的。你已經被上面盯上了，自己卻蒙在鼓里，還三節課講得不亦樂乎。

第二，“通知我準備匯報”，這句話語焉不詳，或者這個信息員自己也沒說清楚。

徐教授要準備匯報，但什么時候、在哪里、向誰匯報，匯報什么，他自己不知道，或者需要聽候進一步通知。

這就如同，莫名其妙被帶進了一間屋，對方要你老實交代，但對方是誰，為什么交代，交代什么，沒干過如何交代，交代和不交代有什么結果，你都不知道，純屬被動地等著被宣判自己完全未知的判決。

第三，這個信息員自報家門，直接告訴徐教授，“我是信息員”，向你通報如下。

一般人聽了，自然會很生氣，仿佛有人“手把文書口稱敕”，居高臨下地對自己頤指氣使一番。

但其實很有可能，這個信息員是起了好心，想私下提前提醒一下徐教授，“你講課被人（或學生）舉報了，我被派來旁聽，沒發現什么問題，但后續可能還需要你向有關部門匯報一下，做個澄清。”

否則，你想想，既然是被奉命派來“偷聽”課程，那么按照工作紀律，也按照自我保護的常理，這個信息員應該直接向發令的人匯報聽課情況，即使不是在第二天匯報，也要在下課之后花點時間形成文字材料再匯報，而不能聽完三節課之后就馬上自行告知徐教授，“你被非法旁聽了。”

這是因為，無論這個學生信息員以什么電子媒介發來這個“通知”，他的聯系方式都會被截屏，而只要發到網上，他的個人信息很快就會被挖個底朝天，最后不僅直接社死，也會被其他同學所一致排斥。

如果他不是涉世未深，那么就是他的一時好心未被理解。但即使好心，也算是涉世未深，不知其中的利害。

從這種分析來判斷，徐教授的課可能被某個匿名學生舉報過，而有關部門為了調查真相，就派這個學生信息員來旁聽，看是否真有問題；而這位同學可能覺得沒有什么問題，所以才來善意地提醒一下徐教授。

但事情真相究竟如何，我們外行人肯定不得而知，西南大學也可能對此大事化了，最后不了了之。

對于徐教授來說，這反而是一件好事，之后再也沒人敢來“偷聽”自己的課了。

（免費推薦徐教授的三本譯著）

03

教師如何防范被學生信息員舉報？

從收集信息的一手性、真實性和及時性來看，學生信息員制度并非全無是處，的確可以為學院和學校有關部門提供用以決策的輔助信息。

然而，安插學生信息員來監督教師的教學質量和思想傾向就問題多多了。

因為，前者是質量不高，后者是惡化師生關系。

如果教師上課劃水，比如聊天、放片、枯燥地念PPT，的確算是教學質量不高，但可以通過同事聽課、領導聽課和督導隨機聽課來監督提高。

不過，對于劃水的教師，學生們通常也只是內部抱怨或向班主任抱怨，極少出現直接向學院或教務部門投訴舉報的情況。

即使有學生信息員秘密舉報教學質量，其實也無法直接把這一結果從學院或教務部門傳導到任課老師。這樣的傳導只能由學生期末評教來體現，很難由秘密舉報來體現。

學院和教務部門總不能召見當事教師，向他通報有學生投訴舉報其教學質量吧！

因為既然是投訴舉報，那么就必須先派人進行聽課調查，之后還要允許教師申訴答辯，而整個流程走下來，領導們都累死、煩死不說，還深刻得罪了這位教師，后續會鬧出什么幺蛾子還說不定呢！

正因為如此，課堂上的學生信息員就容易被用于監督教師講課時的思想傾向，是否有碰觸各種紅線。

這種監督既有好處，也有壞處。

好處是，時刻提醒教師講課有紀律，不要直接碰觸各種明確的紅線，不要嘗試逗留在紅線邊緣，也不要給別人誤解、聯想或斷章取義的可能。

這其實是對教師的變相保護，否則真出了事，無論是應該的，還是被冤枉的，都是教師一個人承擔后果，而學校直接將其開除就可以撇清所有責任。

壞處是，這會明顯影響教學質量，教師在講課時會畏手畏腳，生怕被誤解、被聯想或被斷章取義。于是，能不講就不講，能少講就不多講，能講模糊就不講清楚，先明哲保身再說，管你們是否聽明白了沒有，甚至還可以讓你們聽了卻理解不了。

其次，教師不知道哪個學生是信息員，就會把所有人當作信息員。寧可錯殺一千，不要信任一個。

有的教師甚至在第一堂課就嚇唬說，“我知道你們中間哪一個是信息員，希望這位同學能夠把精力用在學習上，同時也堅守做人的良知。”你別說，這一招有時還真管用。

鼓勵舉報教師講課中的思想傾向之所以可怕，是因為青年學生涉世未深，對理論和實踐、歷史和現實了解不多，從高中剛升到大學，還停留在極其有限的、以灌輸為主的課本知識上，根本不足以判斷教師講課的方向和用心。

成長，特別是思想上的成長，就是不斷打破個體之前在知識和視野上的局限，去接觸新思想，在不斷的痛苦掙扎中去學會分辨、判斷、論證和說服，而不是固守在某些簡單的、單薄的、未經理解或辯駁的教條上。

第三，一旦學生信息員進行舉報，那么就會是秘密舉報，當事老師并不知道自己被舉報了，于是既沒有申辯的機會，也沒有申訴的機會。

但好處是，學校有關部門還會對秘密舉報進行一些查證，于是就有了這位學生信息員被派來“偷聽”徐教授的課。對于查證反饋的信息，學校還會進行評估，看看是否需要與徐教授當面談談心，這就是其中所說的“準備匯報”的意思。

有“匯報”的機會總好于沒有，因為你至少還可以去申辯，而只要不是已經在網上鬧成了熱搜，學校一般也希望能夠內部解決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，最后不留痕跡。

雖然你不知道哪些話可能碰觸哪條紅線，或者被怎樣聯想和斷章取義，但在課堂上，你完全可以照著教科書來講，少談個人感悟，多談經典解釋，少用“我認為”，多用“有人認為”，總會免掉很多麻煩，即使被錄音，也可以用“他人意見”作為擋箭牌。

具體指南可以參見之前的兩篇文章，“”；“”。

相比于學生信息員，教師畢竟在學識、閱歷和經驗教訓上更豐富。只要把握好言辭上的技巧，你完全可以避開這職業生涯中的九九八十一難。

文章來源：教師打怪指南